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是湖北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一套“中华翻译研究丛书”之一种,这本长达1100多页80多万字的专著,确实是一本内容厚重的大书。我虽不涉翻译,于翻译研究更属外道,但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读过此书之后,却深感获益良多。从一个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感到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从美学的高度,通过具体深入的个案分析,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为我们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即翻译的媒介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毫无疑问,是得益于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影响。在研究这种影响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种普遍存在的然而又是十分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中国现当代作家学习、借鉴某个或某些外国作家的创作,与其说是从这些外国作家的原作学习和借鉴,不如说更多地是从这些外国作家的中文译作学习和借鉴,即使是一些精通外语,甚至同时又兼作翻译的作家,他们学习、借鉴外国作家有时也要通过自己的翻译(至少是“心译”或“默译”)为中介。这样,这些译者(包括自己也是译者的作家)就不免要把各自的主体素质、主观倾向(思想和美学倾向)和客观环境的因素带进译作,从而对译作的学习和借鉴者产生直接的影响。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听一位资深的法国文学翻译家(也是著名作家)说过,巴尔扎克是经过了两度翻译的“美化”,才以现在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我也曾把李金发当年译过的波特莱尔的诗,与今天的翻译家重译的同题诗作了一个比较(奚著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比较),结果发现,李金发的那种为时人所诟病的“象征体”,如其说是来自波特莱尔的影响,不如说是来自他本人对波氏诗歌的独特的翻译。所有这些,都是奚永吉先生在本书中所说的文学翻译的跨文化、跨时代、跨地域所产生的影响问题。这种影响如果算上如严复译《天演论》、林纾译英、法小说之类的“创造性”的误译,则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所受外来影响,都是由这种翻译的效果造成的,是这种翻译的文化、时代和地域的差异(当然是经过了翻译家的个体作用),造成了这期间的文学接受外来影响所产生的不同的美学效果,由此也影响了这期间的文学的整体发展和因外来影响而形成的不同的美学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奚永吉先生所言虽然是文学的翻译问题,但所接触到的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应包括古典文学的一部分)研究中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问题。
奚先生通过文学翻译的比较研究阐发这个带普遍性的文学研究的大问题,并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抽象的理论思辨的层面,而是深入到一些具体的作家作品的个案中去,通过对同一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个性的翻译家笔下所产生的译文的异变,来探讨其中所包藏的美学奥秘,因此本书在写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个案分析的深刻独到和精细入微。这些个案分析,不但涉及到一些具体的翻译技巧和创作手法的比较,而且还涉及到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色的辨析。因此这种个案分析,虽未及作品的全豹,但本身却值得反复咀嚼和品味,从中也可见作者的心力和智慧。许多精彩之处,实在令人禁不住要击节赞叹。作者心仪钱(钟书)氏治学之法,“踵继比较美学名著《管锥篇》的研究之风”,期于细微处见真精神,虽因研习语种之限,所涉多为英美文学,未遑顾及其他语种的作品,但就其探幽入微的整体收获而言,仍不失为一部深得译心之作。